房子空間多大最好
古代的風水理論有這樣一句話：“屋大人少，是凶屋。”道理很簡單，比如在一個10平方米的房子裏，安上一台一匹的空調機，開動它半個小時後，房間就可涼快下來，空調也可以停止制冷一段時間。
一、屋大人少，是凶屋。
因爲空間小，能量很快就飽和了。也就是說，空間越小，需要的能量就越少。可是當你把這台一匹的空調，放在一個100平方米的大房子裏面，它就顯得無能爲力了。
盡管這台空調不停地制冷，房子的溫度依然達不到預期的目標。
回頭看，我們人也是一個能量體，會發光發熱。如果用人來代替這台一匹空調機的話，越大的房子，當然就會消耗人體越多的能量。因此，房屋的大小必須和入住人數成正比。
也就是房子越大，入住的人應該越多，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人氣要旺。
風水中常說，房子會吸人氣。這話一點不假。人體散發出來的能量，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氣。當一個人用了那麽多的能量，去填充一個大房子的空間時，它對身體的損害是可想而知。
身體能量消耗多了，自然體質就變弱，工作起來就無精打彩，判斷力下降，倒黴事也就接踵而來。
二、一個房子多大才算好?
實踐發現：臥房在15平方米左右，最多不要超過20平方米爲好。
故宮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宮，它的占地面積達72萬平方米，房子總共有9000間(現存宮殿建築980座共8707間)。但是，爲什麽皇帝住的地方要這樣的狹小?
其實，皇帝的血肉之軀並不比平常人好多少，爲了保存體能，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他也只能住在狹小的空間裏。在蘇州的十大園林、廣東的四大名園裏，我們同樣可以發現那些非富則貴的人住的臥室都是十分狹小，也就是在十多平方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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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5日星期一
工業革命鉛與塵
工業革命鉛與塵
勞動中的危險古已有之，但遲至1公所健保9世紀末，出于相關醫學報告的壓力，它才得到承認，繼而才有了法律上關于“職業病”的認識。
馬賽，1851年10月。在市長的主持下，一個全新的委員會宣布成立，成員包括來自衛生委員會的兩位醫生，此外還有礦業部工程師和路橋部工程師各一 位。此前，迫于沿河地區居民的壓力，他們剛針對菲戈羅亞（Figueroa）化工廠電容器排出的鉛、銻、砷廢料完成了調研。調查結果爲：“關于工廠對人體 健康造成的影響，在調查過程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將其工人與雇員排除在外。因爲誰都明白，在這種工廠中工作，工人必然會受疾病的威脅。工人每次進廠時， 都很清楚會遭遇哪些風險。盡管所附的醫生證明說明菲戈羅亞工廠存在工人罹患鉛疾病的問題，但在委員會看來，這些證明的意義並不很大。”
所謂的“鉛疾病”，其實就是鉛中毒，在工業革命時期，這是工人要面對的最大災難。鉛中毒會導致全身水腫、關節疾病、消化困難，對血液、腎髒都有影響。另外，還會造成嚴重神經損害，甚至導致死亡。
工業革命與職業病
通過上述案例，我們對19世紀末期的職業病概念有了個直觀了解。對于來自工作中，尤其是工業生産工作中的潛在致病性，人們早已有所認識。1700年， 意大利醫生貝納迪諾•拉馬齊尼（Bernardino Ramazzini）便以拉丁文寫成《論手工業者疾病》一書，1822年該書修訂並再版。《論手工業者疾病》被譯成法文是在1777年，書中揭示了各種工 作環境分別導致疾病的過程。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正是工業革命在提升化工産品數量的同時，加劇了工作流程中的致病性，導致了職業病的大規模來襲。
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哪個部門真正負責監管此事。隨著大革命與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相繼而至，民衆對化學科技進步的信心，普遍超越了對于公共衛生問題的關 切。而這種態度也體現在政府法令之中，相關政令自1810年10月15日頒布後，影響效力延續至1917年才告終——而那也只是因爲越發厲害的工業危害， 影響到了工廠周邊業主的權益。對于真正勞動的人來說，還需經過一個緩慢的法制演進階段，才輪到他們有機會發言。
在此期間，那些直接暴露于危險中的工人，反倒成了附屬者，因爲真正引發生産環境整改要求的，是工廠外部環境的危害。但另一方面，工人爲求自保，有時候 又會與沿河居民發生利益沖突，例如他們會想辦法把塵雲盡可能從車間排放出去。于是在當時，職業病與環境病在法律層面上是被分開的，哪怕從嚴格的醫學觀點上 來說，兩者原本同源。
衛生專家關心的事
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于職業病便視而不見了。在所謂的“工業衛生”領域，那些專家——不僅是醫生，還包括工程師、藥劑師、化學家和毒理學家等——分別 針對工人的工作條件、患病的工人、工業生産中用到的産品，加強了觀察。這些專家在相關的衛生問題決策機關中，本就屬于活躍人物(既有全國性的部門，例如工 藝及制造顧問委員會；也有省級的，例如公共衛生委員會；此外還有各類學會)。自1829年起，他們借助《公共衛生與法醫學年鑒》或是之後的《衛生與衛生政 策雜志》等平台展開激辯。經過對拉馬齊尼的那套分類方法的補充或是超越，他們發展出一套可稱爲“橫截式”的測量方法，以空氣質量、取暖設備、照明情況等爲 參數，意在改進工人的生産條件。
雖說這些行爲僅停留在學術層面，但其實與當時社會上關于這一話題的強烈呼聲密不可分。多數專家都認同，應該讓工人來適應工作，而非反其道而行。但在這 個共同基礎之上，一方面要關心工人的身體健康，另一方面又不能影響工業生産效率，究竟應該各放多少比重，這方面存在著上千種不同的權衡辦法。
關于工作中的預防性措施，雇主的態度或多或少取決于他們自身承擔的社會角色和家長式身份。但更關鍵的還是經濟利益：雇主是否願意采取勞防措施，取決于 衛生專家是否有能力向他們指出，保護好工人的健康，究竟能給他們帶回多少經濟利益。19世紀40年代末期，反複遭遇特大事故的鐵路公司，終于開始爲鐵路工 人提供醫療服務。既是爲了防患于未然，也是爲了能對工人的身體狀況做到心裏有數。而在巴卡拉水晶工廠，相比那些工作環境危害性更大但卻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人 來說，雇主更關心的是切割工的健康狀況，因爲他們的手藝就是工廠的寶貴財富。
那麽工人自己呢？衛生專家(也包括後來的曆史學家)一廂情願地拿某種男子漢氣概作借口，簡單地認爲，是這種想要硬充好漢的心態，促使工人“自然而然 地”忽視了勞動危險，甚至有了勞防措施也對它嗤之以鼻。但事實肯定沒有那麽簡單，對于危險的認識並不是絕對的：就好比現在也是一樣，它取決于人們對于危險 的敏感程度，而這種敏感性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步的。舉例來說，在19世紀由始至終的這一百年間，最初人們擔心的也只是氣味和疫氣，慢慢才推移到了粉塵。 即使到了19世紀末，工會已開始向會員普及相關醫學知識，這些信息也並非始終都很容易獲得——往往是意識到了有危險，卻依然搞錯了危險的來源。
而規避危險的可能性經常是很有限的。一旦某個工人采取了勞防措施，卻降低了生産效率，那就更沒有什麽人願意主動保護自己了，尤其是那些按勞取酬或是拿計件工資的工人。從這個角度來說，從19世紀直到現在，情況其實並無任何好轉。
還有一種情況，某些職業的危險性其實衆所周知，但也正是因爲危險，才能拿到“補償性”的高薪。例如制帽廠的切毛工，他們要頂著汞中毒的風險作業。所以說，這種書面調查從根本上就走偏了。
立法與工傷事故賠償
雖然職業風險此時尚未被納入法律範疇，但卻在關于工業生産的微政治中，占據了一個核心地位。
整個19世紀，相關賠償是按照民法標准來操作的：必須要讓法庭相信，是雇主的錯誤導致了傷害發生，工人才有可能得到經濟賠償。但隨著工業生産越來越複 雜化、機械化，所謂的責任概念越來越被淡化。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中，法庭越來越傾向于工人的一方：對于那些蒸汽機爆炸時，僅僅只是因爲路過而受傷的工 人，怎麽能把問題歸到他們身上呢？
議會也以自己的方式響應了這種新興的同情心。後來憑借《童工回憶錄》一書而揚名四海的馬丁•納多議員（Martin Nadaud 1815-1898），自19世紀80年代初便多次呼籲爲工傷事故立法。而企業主的代言人，在這二十年間始終頑強抵制，因此直至1898年才終于通過了這 第一條相關法令，令工傷事故賠償制度做出改變。雖然仍對事故原因眼開眼閉，但至少明確了只要是工廠中發生的意外事故，一律要做經濟賠償。不過爭議依舊不 斷：一方面是雇主認爲這法律損害了他們在企業中的主權；另一方面，這種一攬子賠償的做法，在勞方看來仍舊是便宜了資方，放過了事故原因不去細究。
有個議題自始至終都是焦點：能否將職業病也納入這條法令的範疇之中。通常情況下，工傷事故的傷害立時可見，而職業病的危害卻需要幾年甚至于幾十年才能顯現。
這場爭論圍繞立法展開，一直持續到了1913年。這一年，諸如朱爾-路易•布列東議員（Jules-Louis Breton 1872-1940)等工人利益代言人，將這議題帶到了議會。之前大量出現的勞動爭議，爲他們帶來有力的證據。1898年，國有火柴工廠的工人，對白磷帶 給他們的可怕傷害公開表示反對意見，最終獲得成功。對于這些工人來說，長期暴露在這種工作環境下，帶來了下颚遭受腐蝕甚至肌體損害的可怕後果。但之所以抗 議能夠獲得成功，除了這些症狀本身，還要歸功于已有替代産品出現以及主流媒體所給予的關注和同情。這三種因素擰在一起，之後又曾多次發揮決定性作用，直到 現代工業生産中解決石棉病問題時也都是靠的它們。之後幾年，油漆工人因爲反對堿式碳酸鉛而發起的數次大規模罷工，又成功延續了火柴廠工人的努力。這直接導 致了從1908年開始的一系列法律規定的實施，其效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更是顯得格外明顯：先是(根據1908年4月所頒政令)對有可能遭遇鉛中毒的工 人提供強制性醫療監護，之後又(根據1909年7月20日所頒法令)從1915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了在油漆中使用堿式碳酸鉛。
工人運動背後蘊藏的含義十分複雜。朱迪絲•蘭霍恩（Judith Rainhorn）就曾指出過，油漆工人針對堿式碳酸鉛的大罷工，掩蓋了職業身份與“無産者”身份之間的矛盾，掩蓋了與資本主義斷絕關系的口頭說法和改良 主義的實際行動之間的矛盾。工會運動從原則上就主張繼續利用薪水和工作時長做文章，反而把健康問題擺到了次要位置。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職業病風險 也被一種新式的政治化做法拿來利用：和諸如社會保險等其他工人權益一樣，職業病風險也被試著拿來當作調和勞資雙方矛盾的砝碼，這種企圖尤其體現在1906 年政府決定成立勞動部這件事上。
1900年，作爲相關領域的鑒定與仲裁機構，工業衛生委員會宣告建立；1905年起，全國工藝委員會開始下設相關課程，稍後更建立科研實驗室。這些都 充分體現出調和的做法。只有把這些變化放在世界性的大環境裏來看，才能更好理解其意義所在：整個1906年，一邊是在伯爾尼訂立國際公約，規定火柴生産過 程中禁用白磷；另一邊，在米蘭也出現了非臨時性的國際委員會，積極推進職業病研究。
模棱兩可的1919年法令
來自工人運動的壓力，再加上工人代表在議會施壓，配合上工業衛生的制度化以及涉及工人健康保護的那些“管理性”做法的出現，最終，這個問題（即關于工 傷事故的1898年法令是否應將職業病也包括在內）在1913年被提到議會進行表決。這次投票僅限于衆議院範圍，而到了向來阻力甚大的參議院，直至 1919年才最終獲得通過。由這一天開始，職業病終于不再僅僅是一個醫學概念，它在法律上獲得承認，受害者有權獲得相應經濟賠償。汞中毒和鉛中毒是目前公 認的最爲普遍的兩種職業病。
但一旦涉及這些主要的職業病，雙方仍舊需要妥協。資方以缺乏系統性爲由，反對這一法令：他們希望能將各種職業病的直接誘因全部單獨寫明。而工人組織則 希望能徹底根除有毒性的産品，而非出了事情再給賠償。在他們眼中，1919年法令反倒成了一種允諾：允許雇主合法地讓工人去冒職業病風險。
可以說，1919年法令只是拼拼湊湊的産物，但這個法律框架直至今天仍在發揮重要作用，于是乎它的模棱兩可性也被延續至今。既然已經認識到由于工作條 件而造成的這些病症，那就應該力求達到社會正義，促進資方未雨綢缪才對。但回顧整個20世紀，勞動保護的曆史卻並非如此清晰。在實際操作中，在區分職業病 和“普通病”的過程中，更傾向于將職業病邊緣化，作爲公共健康的次要問題來關心。至于資方那邊，首先是因爲有了保險，可以用它來對抗職業病的風險，于是削 弱了法令的促動作用。其次，自從被納入社保之後，官方報告中出現的職業病案例便大大減少，相當一部分職業病事實上被包括在了普通疾病保險制度之中。
但如今要面對的政治和經濟博弈，已經太過強大，很難再回到1919年法令的基礎上重新展開討論。從這個角度來說，作爲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健保問題之一，反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二十年中所達成的妥協，繼續在深刻地影響著它。
勞動中的危險古已有之，但遲至1公所健保9世紀末，出于相關醫學報告的壓力，它才得到承認，繼而才有了法律上關于“職業病”的認識。
馬賽，1851年10月。在市長的主持下，一個全新的委員會宣布成立，成員包括來自衛生委員會的兩位醫生，此外還有礦業部工程師和路橋部工程師各一 位。此前，迫于沿河地區居民的壓力，他們剛針對菲戈羅亞（Figueroa）化工廠電容器排出的鉛、銻、砷廢料完成了調研。調查結果爲：“關于工廠對人體 健康造成的影響，在調查過程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將其工人與雇員排除在外。因爲誰都明白，在這種工廠中工作，工人必然會受疾病的威脅。工人每次進廠時， 都很清楚會遭遇哪些風險。盡管所附的醫生證明說明菲戈羅亞工廠存在工人罹患鉛疾病的問題，但在委員會看來，這些證明的意義並不很大。”
所謂的“鉛疾病”，其實就是鉛中毒，在工業革命時期，這是工人要面對的最大災難。鉛中毒會導致全身水腫、關節疾病、消化困難，對血液、腎髒都有影響。另外，還會造成嚴重神經損害，甚至導致死亡。
工業革命與職業病
通過上述案例，我們對19世紀末期的職業病概念有了個直觀了解。對于來自工作中，尤其是工業生産工作中的潛在致病性，人們早已有所認識。1700年， 意大利醫生貝納迪諾•拉馬齊尼（Bernardino Ramazzini）便以拉丁文寫成《論手工業者疾病》一書，1822年該書修訂並再版。《論手工業者疾病》被譯成法文是在1777年，書中揭示了各種工 作環境分別導致疾病的過程。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正是工業革命在提升化工産品數量的同時，加劇了工作流程中的致病性，導致了職業病的大規模來襲。
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哪個部門真正負責監管此事。隨著大革命與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相繼而至，民衆對化學科技進步的信心，普遍超越了對于公共衛生問題的關 切。而這種態度也體現在政府法令之中，相關政令自1810年10月15日頒布後，影響效力延續至1917年才告終——而那也只是因爲越發厲害的工業危害， 影響到了工廠周邊業主的權益。對于真正勞動的人來說，還需經過一個緩慢的法制演進階段，才輪到他們有機會發言。
在此期間，那些直接暴露于危險中的工人，反倒成了附屬者，因爲真正引發生産環境整改要求的，是工廠外部環境的危害。但另一方面，工人爲求自保，有時候 又會與沿河居民發生利益沖突，例如他們會想辦法把塵雲盡可能從車間排放出去。于是在當時，職業病與環境病在法律層面上是被分開的，哪怕從嚴格的醫學觀點上 來說，兩者原本同源。
衛生專家關心的事
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于職業病便視而不見了。在所謂的“工業衛生”領域，那些專家——不僅是醫生，還包括工程師、藥劑師、化學家和毒理學家等——分別 針對工人的工作條件、患病的工人、工業生産中用到的産品，加強了觀察。這些專家在相關的衛生問題決策機關中，本就屬于活躍人物(既有全國性的部門，例如工 藝及制造顧問委員會；也有省級的，例如公共衛生委員會；此外還有各類學會)。自1829年起，他們借助《公共衛生與法醫學年鑒》或是之後的《衛生與衛生政 策雜志》等平台展開激辯。經過對拉馬齊尼的那套分類方法的補充或是超越，他們發展出一套可稱爲“橫截式”的測量方法，以空氣質量、取暖設備、照明情況等爲 參數，意在改進工人的生産條件。
雖說這些行爲僅停留在學術層面，但其實與當時社會上關于這一話題的強烈呼聲密不可分。多數專家都認同，應該讓工人來適應工作，而非反其道而行。但在這 個共同基礎之上，一方面要關心工人的身體健康，另一方面又不能影響工業生産效率，究竟應該各放多少比重，這方面存在著上千種不同的權衡辦法。
關于工作中的預防性措施，雇主的態度或多或少取決于他們自身承擔的社會角色和家長式身份。但更關鍵的還是經濟利益：雇主是否願意采取勞防措施，取決于 衛生專家是否有能力向他們指出，保護好工人的健康，究竟能給他們帶回多少經濟利益。19世紀40年代末期，反複遭遇特大事故的鐵路公司，終于開始爲鐵路工 人提供醫療服務。既是爲了防患于未然，也是爲了能對工人的身體狀況做到心裏有數。而在巴卡拉水晶工廠，相比那些工作環境危害性更大但卻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人 來說，雇主更關心的是切割工的健康狀況，因爲他們的手藝就是工廠的寶貴財富。
那麽工人自己呢？衛生專家(也包括後來的曆史學家)一廂情願地拿某種男子漢氣概作借口，簡單地認爲，是這種想要硬充好漢的心態，促使工人“自然而然 地”忽視了勞動危險，甚至有了勞防措施也對它嗤之以鼻。但事實肯定沒有那麽簡單，對于危險的認識並不是絕對的：就好比現在也是一樣，它取決于人們對于危險 的敏感程度，而這種敏感性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步的。舉例來說，在19世紀由始至終的這一百年間，最初人們擔心的也只是氣味和疫氣，慢慢才推移到了粉塵。 即使到了19世紀末，工會已開始向會員普及相關醫學知識，這些信息也並非始終都很容易獲得——往往是意識到了有危險，卻依然搞錯了危險的來源。
而規避危險的可能性經常是很有限的。一旦某個工人采取了勞防措施，卻降低了生産效率，那就更沒有什麽人願意主動保護自己了，尤其是那些按勞取酬或是拿計件工資的工人。從這個角度來說，從19世紀直到現在，情況其實並無任何好轉。
還有一種情況，某些職業的危險性其實衆所周知，但也正是因爲危險，才能拿到“補償性”的高薪。例如制帽廠的切毛工，他們要頂著汞中毒的風險作業。所以說，這種書面調查從根本上就走偏了。
立法與工傷事故賠償
雖然職業風險此時尚未被納入法律範疇，但卻在關于工業生産的微政治中，占據了一個核心地位。
整個19世紀，相關賠償是按照民法標准來操作的：必須要讓法庭相信，是雇主的錯誤導致了傷害發生，工人才有可能得到經濟賠償。但隨著工業生産越來越複 雜化、機械化，所謂的責任概念越來越被淡化。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中，法庭越來越傾向于工人的一方：對于那些蒸汽機爆炸時，僅僅只是因爲路過而受傷的工 人，怎麽能把問題歸到他們身上呢？
議會也以自己的方式響應了這種新興的同情心。後來憑借《童工回憶錄》一書而揚名四海的馬丁•納多議員（Martin Nadaud 1815-1898），自19世紀80年代初便多次呼籲爲工傷事故立法。而企業主的代言人，在這二十年間始終頑強抵制，因此直至1898年才終于通過了這 第一條相關法令，令工傷事故賠償制度做出改變。雖然仍對事故原因眼開眼閉，但至少明確了只要是工廠中發生的意外事故，一律要做經濟賠償。不過爭議依舊不 斷：一方面是雇主認爲這法律損害了他們在企業中的主權；另一方面，這種一攬子賠償的做法，在勞方看來仍舊是便宜了資方，放過了事故原因不去細究。
有個議題自始至終都是焦點：能否將職業病也納入這條法令的範疇之中。通常情況下，工傷事故的傷害立時可見，而職業病的危害卻需要幾年甚至于幾十年才能顯現。
這場爭論圍繞立法展開，一直持續到了1913年。這一年，諸如朱爾-路易•布列東議員（Jules-Louis Breton 1872-1940)等工人利益代言人，將這議題帶到了議會。之前大量出現的勞動爭議，爲他們帶來有力的證據。1898年，國有火柴工廠的工人，對白磷帶 給他們的可怕傷害公開表示反對意見，最終獲得成功。對于這些工人來說，長期暴露在這種工作環境下，帶來了下颚遭受腐蝕甚至肌體損害的可怕後果。但之所以抗 議能夠獲得成功，除了這些症狀本身，還要歸功于已有替代産品出現以及主流媒體所給予的關注和同情。這三種因素擰在一起，之後又曾多次發揮決定性作用，直到 現代工業生産中解決石棉病問題時也都是靠的它們。之後幾年，油漆工人因爲反對堿式碳酸鉛而發起的數次大規模罷工，又成功延續了火柴廠工人的努力。這直接導 致了從1908年開始的一系列法律規定的實施，其效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更是顯得格外明顯：先是(根據1908年4月所頒政令)對有可能遭遇鉛中毒的工 人提供強制性醫療監護，之後又(根據1909年7月20日所頒法令)從1915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了在油漆中使用堿式碳酸鉛。
工人運動背後蘊藏的含義十分複雜。朱迪絲•蘭霍恩（Judith Rainhorn）就曾指出過，油漆工人針對堿式碳酸鉛的大罷工，掩蓋了職業身份與“無産者”身份之間的矛盾，掩蓋了與資本主義斷絕關系的口頭說法和改良 主義的實際行動之間的矛盾。工會運動從原則上就主張繼續利用薪水和工作時長做文章，反而把健康問題擺到了次要位置。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職業病風險 也被一種新式的政治化做法拿來利用：和諸如社會保險等其他工人權益一樣，職業病風險也被試著拿來當作調和勞資雙方矛盾的砝碼，這種企圖尤其體現在1906 年政府決定成立勞動部這件事上。
1900年，作爲相關領域的鑒定與仲裁機構，工業衛生委員會宣告建立；1905年起，全國工藝委員會開始下設相關課程，稍後更建立科研實驗室。這些都 充分體現出調和的做法。只有把這些變化放在世界性的大環境裏來看，才能更好理解其意義所在：整個1906年，一邊是在伯爾尼訂立國際公約，規定火柴生産過 程中禁用白磷；另一邊，在米蘭也出現了非臨時性的國際委員會，積極推進職業病研究。
模棱兩可的1919年法令
來自工人運動的壓力，再加上工人代表在議會施壓，配合上工業衛生的制度化以及涉及工人健康保護的那些“管理性”做法的出現，最終，這個問題（即關于工 傷事故的1898年法令是否應將職業病也包括在內）在1913年被提到議會進行表決。這次投票僅限于衆議院範圍，而到了向來阻力甚大的參議院，直至 1919年才最終獲得通過。由這一天開始，職業病終于不再僅僅是一個醫學概念，它在法律上獲得承認，受害者有權獲得相應經濟賠償。汞中毒和鉛中毒是目前公 認的最爲普遍的兩種職業病。
但一旦涉及這些主要的職業病，雙方仍舊需要妥協。資方以缺乏系統性爲由，反對這一法令：他們希望能將各種職業病的直接誘因全部單獨寫明。而工人組織則 希望能徹底根除有毒性的産品，而非出了事情再給賠償。在他們眼中，1919年法令反倒成了一種允諾：允許雇主合法地讓工人去冒職業病風險。
可以說，1919年法令只是拼拼湊湊的産物，但這個法律框架直至今天仍在發揮重要作用，于是乎它的模棱兩可性也被延續至今。既然已經認識到由于工作條 件而造成的這些病症，那就應該力求達到社會正義，促進資方未雨綢缪才對。但回顧整個20世紀，勞動保護的曆史卻並非如此清晰。在實際操作中，在區分職業病 和“普通病”的過程中，更傾向于將職業病邊緣化，作爲公共健康的次要問題來關心。至于資方那邊，首先是因爲有了保險，可以用它來對抗職業病的風險，于是削 弱了法令的促動作用。其次，自從被納入社保之後，官方報告中出現的職業病案例便大大減少，相當一部分職業病事實上被包括在了普通疾病保險制度之中。
但如今要面對的政治和經濟博弈，已經太過強大，很難再回到1919年法令的基礎上重新展開討論。從這個角度來說，作爲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健保問題之一，反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二十年中所達成的妥協，繼續在深刻地影響著它。
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
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
大體來看，大陸一般使用“社會工會健保保障”這個詞彙，而台灣地區使 用“社會福利”，兩者所指涉的內容基本一致。具體地講，在大陸，“社會福利”與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等是並列的，同爲“社會保障”所囊括。而在台灣，“社會 福利”與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等並不是並列關系，而是包含關系，前者包含後者；也就是說，大陸使用的“社會福利”是狹義的社會福利，而台灣使用的“社會福 利”是廣義的社會福利。
一、台灣社會福利的含義、範圍及行政組織
1983年，台灣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織人力對台灣社會福利進行研究並提交了研究報告。根據這份研究報告，台灣社會福利“系以傳統文化之仁愛思 想及民生主義思想爲基礎，針對社會現實及未來變遷，並配合社會資源之運用，所推行的各種政策與措施；其目的在于預防、減輕或解決社會問題，進而增進個人、 家庭、團體及社區的福祉，以提升民衆生活品質，並促進國家建設的整體發展”[1]。
關于台灣的社會福利範圍，“台灣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作了明確的規定，即台灣的社會福利範圍是指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 保健等五項。[2]社會救助主要是處理貧窮問題。福利服務主要是針對不同的人群提供相關的福利服務措施。[3]國民就業依據《就業保險法》，爲失業者提供 制度化的社會保障。社會保險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按職業來劃分的、各自分立的職業類型保險；第二類是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是近年來出現的年金制度。醫療保健 主要是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法》實施以後所形成的全民健保制度。
社會福利的推行需要相應的行政組織的配合，台灣的社會福利行政主管機關分爲三個層級：中央、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4]中央層級的主管部 門是行政院內政部，下設“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兒童局”，“社會司”，“北、中、南、東區、澎湖老人之家”，“北、中、南區兒童之家、少年之 家”，“宜蘭、古坑教養院籌備處”及“彰化老人養護中心、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等。直轄市層級的行政主管機關分別爲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和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而在縣（市）及鄉（鎮市區）層級上，既有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或民政局），也有鄉、鎮、市區公所所設社會課（或民政課）。[5]
二、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和演變
根據立法的多少以及社會福利政策所發揮的實際作用，台灣地區的社會福利制度可以劃分爲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這是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起步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到目前爲止，這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快速發展階段。[6]
（一）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社會福利制度的起步階段
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政府根據職業類別開辦了一系列的社會保險。[7]在社會救助方面，這一時期主要是以機構式收容爲主。進入20世紀60年代， 無論是社會保險制度還是其他重大社會立法都幾乎沒有很大的進展，只有“1965年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開啓了爲支撐經濟繁榮所需要的社會政策架 構”[8]。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立法主要有兩項，即1973年的《兒童福利法》以及1975年的以中産階級購屋爲主的《國民住宅條例》。[9]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福利制度的快速發展階段
1．社會政策、社會立法與福利支出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灣開始出現政治民主化的抗爭，從而促進了社會福利的發展與轉型。1980年通過的“社會福利三法”即《老人福利 法》、《殘障福利法》（1997年更名爲《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和《社會救助法》是台灣社會福利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台灣還于1983年通過了《職 業訓練法》，1984年通過了《勞動基准法》。
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台灣的社會福利迅速擴張，社會立法體系日趨完善。從1989年的《少年福利法》開始，台灣進行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社 會福利立法與修法，除對《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社會救助法》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進一步修訂完善外，還頒布實施了十余部法律，這是台 灣社會福利立法進展最快的一個時期。對于失業問題，2001年台灣頒布《就業保險法》，完善了社會福利體系中對失業保障的立法。
另外，就社會政策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開始制定一些社會政策與重大施政計劃，如1994年行政院通過了“社會福利政策綱領”。[10]該 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成爲1994年以後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發展的基礎和主要根據。2004年，台灣內政部社會司又提出“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修正版。
根據台灣經建會的數據，1993年到1996年，台灣社會福利支出年平均1147億元，1997到2000年台灣的社會福利支出年平均2174億元，而2001年到2004年，台灣的社會福利支出，比過去四年（1997年到2000年）平均增加30。5%。
這一時期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台灣監察委員黃煌雄、趙昌平、呂溪木在2002年的監察報告中曾以“黃金十年”來描述台灣自1990年以來社會福利制度取得的成就。
2．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最新進展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2000年參加競選時，提出了所謂的“三三三安家福利專案”和“五五五安親照顧方案”。[11]執政後，民進黨政府通過了一 些社會福利法案，舉辦了社會福利會議，還公布了新版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台灣學者古允文認爲，民進黨執政時期在社會福利方面的建樹以2004年的“行政院 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和2007年的《國民年金法》最爲重要。[12]
2008年，馬英九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也提出了一些社會福利政見。理念上，強調“公義與永續”[13]；政策上，提出了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的指導原 則；政見上，訴求內容包括“一生兩次享2年2百萬零利率房貸、育嬰假期間持六成的薪資替代水准、5千元育兒津貼、托育費用列舉扣除、營養午餐補助以及早期 療育補助”等，從而體現出“幼年安心成長、少年安心念書、青年安心成家、壯年安心工作以及老年安心養老”的行動綱領和執政目標。[14]馬英九上台之後， 新政府的社會福利措施包括“馬上關懷”、“工作所得補助方案”、“青年安心成家”以及一些短期促進就業的措施。
三、台灣社會福利制度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
鑒于台灣社會福利制度諸多問題的存在，本文實難把所有問題全部囊括並逐一深入分析，只能淺析其中的幾個主要問題。
（一）社會福利行政體系不健全
台灣在1987年成立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于1988年6月提出草案，其中有關社會福利行政的修法方向是將衛生與福利合並成立部會。但是， 台灣在先後經曆了1988年到1990年社會福利與衛生孰大之爭、1990年改名爲厚生部之議、到1996年産生社會安全與勞動部的新構想、再到1998 年又出現社會福利署的妥協主張之後，依然沒有形成統一的社會福利行政體系。如全民健康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衛生署，勞工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公教人員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铨敘部，軍人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國防部，農民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內政部，[15]國民住宅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營建司，福利服務業務的主管機關則是內政部社會司等。[16]主管機關的不同和繁多，使得關于社會福利的相關法令及行政規定有一定的重複，並且各主管機關 之間缺乏溝通和協調，很難制訂、執行具有規模的預算，民衆就很難獲得連續性、整體性的服務。[17]
（二）政府的財政負擔過重與社會福利效率不高
1．社會保險的費率長期偏低，導致收支失衡
政府負擔了大部分的社會保險費用，民衆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率長期偏低，比如，2008年國民年金制度實施之後，從保險費的繳納結構來看，被保險人自付比 率爲56。34%，政府的平均補助多達43。66%，其中中央政府占94。15%，國民年金給政府帶來越來越沈重的財務負擔。[18]
此外，當公保體系中某些保險虧損和農民健康保險虧損時，政府還要承擔彌補虧損的責任。比如1996年至2000年間，“實際保費收入成長率平均爲3。9%，而實際醫療費用成長率平均爲8。7%，兩者缺口高達負4。8個百分點”。[19]
2．由于選舉活動所開出的各種支票，社會福利項目日增
在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社會福利的發展與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緊張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福利成爲政黨進行選舉競爭的政治砝 碼，在90年代的幾次立法委員選舉中，將社會福利納入政見的立委候選人越來越多。近年來，每年選舉，各候選人爲爭取選票就大開福利支票，執政當局在這種壓 力下，各種津貼與補助名目也不斷增加，財政負擔日益沈重，反而影響到社會福利的發展。
3．全民健保的醫療浪費嚴重導致社會福利效率不高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以來，台灣民衆的就醫次數明顯增多，濫用健康保險的現象相當普遍。據統計，台灣目前每年每人平均就醫次數達到15。1次，遠遠高于其 他國家和地區；台灣民衆在用藥方面也存在著嚴重的浪費，1/4台灣民衆自稱其門診藥物沒有服用過半，每20個民衆就有1人取藥後根本沒有服用。[20]
台灣社會保險醫療給付制度還鼓勵了人們小病大養、無病小養的行爲。此外，醫療供給者鼓勵病人進行各種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並濫用藥物以達到增加收入的目的，造成嚴重的醫療資源浪費。
進入21世紀，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面臨嚴峻的挑戰。
（一）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台灣已經逐步進入老齡化階段，養老以及與之相關的問題變得迫切。據統計，台灣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于1993年底超過 7%”[21]，之後又加速增長，1998年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爲8。3%[22]，已經超過聯合國所訂的高齡化社會的標准。“依據行政院經建 會推估”，2025年台灣地區“老年人口比率將大幅提高到16。5%”[23]，“65歲以上老年人口在2030年將超過20%”[24]，“到2036 年更超過560萬以上（占總人口的21。58%）”[25]。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從10%上升到20%所需的時間僅20年左右，其人口老化 速度遠遠比歐美國家的50年至80年快很多。
（二）失業問題帶來的挑戰
近年來，台灣的失業問題較爲嚴重。2008年11月份台灣的失業率高達4。64%，超過50萬人失業，到12月份失業率攀升至5。03%。[26]此 外，擁有專業能力的知識分子也不能避免失業威脅，如台北市2002年失業人員中，大學文化程度的占全部低收入戶的比例爲27%。[27]
四、台灣社會福利制度對大陸社會保障制度的啓示
分析台灣60年來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可以給我們帶來如下啓示：
（一）著眼于長遠發展，明確定位，重視社會保障的體系性，構建適合自己的社會保障模式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裏，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對于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制度的建立與完善都是一個先設計再付諸實踐 的過程，要成功構建適合大陸的社會保障模式，在建設社會保障制度之前必須有一個清晰的總體框架，有明確的定位和發展的大方向。以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定位爲 例，台灣的社會福利發展就經曆了從選擇式到全民式的轉型，那麽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到底是全民式還是選擇式，抑或是也如台灣一樣先選擇式後全民式？對給付對 象的定位影響著我們政策的方向。給付方式大體上分爲現金給付和實物給付兩類，台灣目前偏向現金給付，但隨著老人看護需求的增加，現金給付已經遠遠不能滿足 台灣民衆對社會福利的需求。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也主要是現金給付，隨著大陸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未來的給付方式是不是需要轉變？從供給部門上來看，社會 福利的供給部門除了政府以外，還包括商業部門（市場）、雇主部門（職業福利）、志願部門以及家庭部門。目前台灣的社會福利供給部門正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 展，雖然政府供給仍然處于主要地位，但長期以來社會資源的整合和利用也在台灣社會福利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陸未來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供給部門是不是 也應該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在政府主導的同時充分調動民間力量以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
對給付對象、給付方式和供給部門的定位實際上大體決定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目前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定位不夠清晰，不利于社會保障政策和措施在實踐中的實施。
（二）轉變人民的觀念和意識，充分發揮人民的力量
首先，盡管表面上看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的政黨競爭促進了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但兩黨競爭的背後體現的還是台灣民衆的力量。如果不是台灣民衆對社會福利 的需求及其積極參與，很難想象國民黨和民進黨會如此重視社會福利。因此，在大陸目前的政治體制下，要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必須發動人民的力量，鼓勵人 民積極參與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和決策並作好監督。
其次，台灣地區的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在社會福利發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社會學社、現代社會福利協會、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 金會、紅心字會、台北家庭扶助中心、兒童福利聯盟、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醫務社會工作協會、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澄社于1993年10月召開第一屆民間 社會福利會議，從而推動政府于1994年6月也召開“第一屆全國社會福利會議”，並使政府加速于1994年7月通過了“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暨實施方案”。與 台灣相比，大陸的民間社會福利團體數量不多，對政府的影響力更是十分微弱。事實上，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培育出大量的民間社會團體，它們在一定情況下可以發 揮政府無法發揮的作用，也可以爲政府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議。
再次，學者們在社會福利發展中所作的努力。學者們擁有自身的優勢，“有時間、有能力和有動機去形成對事件背景的更爲豐富的了解”，從而能形成“大量的 知識和視角，而這些是政府內部本身不會産生的”。[28]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離不開學者們的谏言谏策。比如2004年第三次社會福利會議達成了117項共 同意見、2項多數意見的共識，其中一些影響了後來社會福利政策的制訂。大陸也可以借鑒台灣地區的經驗，在政界與學界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共同建設大陸的社 會保障制度。
（三）積極構建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始于20世紀50年代，大體上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盡管經過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大陸社會保障的覆蓋範圍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就 養老保險而言，2007年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占城鎮從業人員的比例剛剛超過一半，這意味著大批的城鎮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者，特別是絕大多數農民工沒 有享有養老保險，農村中的絕大部分勞動力也是被排斥在外的。另外，截至2008年末，全國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爲49853萬，占總人口的37。5%；參加 失業保險的人數爲12400萬，占就業人員總數的16%；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爲13787萬人，占就業人員總數的17。8%；參加生育保險的人數爲 9254萬人，占全國育齡婦女總數的25。6%。[29]而台灣經過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法》、2008年《國民年金法》和2009年勞工保險年金制 度的實施，正式進入全民都有保險年金保障的新時代。
通過全民健康保險，基本上每個台灣人都可以根據自身的健康狀況而不是經濟狀況考慮就醫與否。而就中國大陸目前的醫療體系而言，所存在的問題在于醫療資 源總體不足、醫療資源分布不平均、醫療保險覆蓋率過低、醫療費用成長率過快以及政府投入不足等。台灣地區在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前，大致上也存在著相同的問 題，而在全民健保實施後，先後解決了以上問題。就此而言，大陸應該積極借鑒台灣地區的經驗，在經濟成長階段，政府政策的重點應是擴大社會保障的範圍，不強 求保障標准的統一，而是允許各種職業保障的存在；隨著經濟發展的成熟，政府政策的重點應轉爲逐步構建城鄉統一規範的社會保障體系制度。
（四）關注人口老齡化問題
根據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文化傳統，無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老人主要依靠子女供養。當前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已經開始困擾台灣，台灣在積極尋找應對的出路。例如，目前應對之策主要是在規劃長期照護制度和小區養老。
有關研究表明，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從2001年到2020年將是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的階段，老齡人口年均增長速度將達到3。 28%，大大超過年均0。66%的總人口增長速度，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7。17%。從2021年到2050年將是加速老齡化階段，老齡化水平將達到30% 以上，其中，80歲以上老人將占老年人口的21。78%。從2051年到2100年將是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老齡化水平將維持在31%的水平，社會進入 高度高齡化的平台期。[30]由此可見，未來中國面臨著比台灣更爲嚴峻的人口老齡化的壓力，能否解決好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將關系著未來中國的社 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大陸與台灣地區和其他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台灣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特征是“先富後老”，而大陸人口老齡化的特征是“未富先老”，這樣帶來 的社會問題可能更爲嚴重。因此，從現在開始關注人口老齡化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及時出台應對之策，已經成爲大陸的迫切任務。至于是不是照搬台灣的經 驗，即規劃建立長期照護制度和小區養老，則要根據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來進行判斷。總之，不管大陸將來針對人口老齡化制訂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是什麽，現在是 必須著手進行長遠規劃的時候了。
動力方向機,防水
大體來看，大陸一般使用“社會工會健保保障”這個詞彙，而台灣地區使 用“社會福利”，兩者所指涉的內容基本一致。具體地講，在大陸，“社會福利”與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等是並列的，同爲“社會保障”所囊括。而在台灣，“社會 福利”與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等並不是並列關系，而是包含關系，前者包含後者；也就是說，大陸使用的“社會福利”是狹義的社會福利，而台灣使用的“社會福 利”是廣義的社會福利。
一、台灣社會福利的含義、範圍及行政組織
1983年，台灣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織人力對台灣社會福利進行研究並提交了研究報告。根據這份研究報告，台灣社會福利“系以傳統文化之仁愛思 想及民生主義思想爲基礎，針對社會現實及未來變遷，並配合社會資源之運用，所推行的各種政策與措施；其目的在于預防、減輕或解決社會問題，進而增進個人、 家庭、團體及社區的福祉，以提升民衆生活品質，並促進國家建設的整體發展”[1]。
關于台灣的社會福利範圍，“台灣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作了明確的規定，即台灣的社會福利範圍是指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 保健等五項。[2]社會救助主要是處理貧窮問題。福利服務主要是針對不同的人群提供相關的福利服務措施。[3]國民就業依據《就業保險法》，爲失業者提供 制度化的社會保障。社會保險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按職業來劃分的、各自分立的職業類型保險；第二類是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是近年來出現的年金制度。醫療保健 主要是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法》實施以後所形成的全民健保制度。
社會福利的推行需要相應的行政組織的配合，台灣的社會福利行政主管機關分爲三個層級：中央、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4]中央層級的主管部 門是行政院內政部，下設“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兒童局”，“社會司”，“北、中、南、東區、澎湖老人之家”，“北、中、南區兒童之家、少年之 家”，“宜蘭、古坑教養院籌備處”及“彰化老人養護中心、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等。直轄市層級的行政主管機關分別爲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和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而在縣（市）及鄉（鎮市區）層級上，既有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或民政局），也有鄉、鎮、市區公所所設社會課（或民政課）。[5]
二、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和演變
根據立法的多少以及社會福利政策所發揮的實際作用，台灣地區的社會福利制度可以劃分爲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這是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起步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到目前爲止，這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快速發展階段。[6]
（一）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社會福利制度的起步階段
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政府根據職業類別開辦了一系列的社會保險。[7]在社會救助方面，這一時期主要是以機構式收容爲主。進入20世紀60年代， 無論是社會保險制度還是其他重大社會立法都幾乎沒有很大的進展，只有“1965年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開啓了爲支撐經濟繁榮所需要的社會政策架 構”[8]。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立法主要有兩項，即1973年的《兒童福利法》以及1975年的以中産階級購屋爲主的《國民住宅條例》。[9]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福利制度的快速發展階段
1．社會政策、社會立法與福利支出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灣開始出現政治民主化的抗爭，從而促進了社會福利的發展與轉型。1980年通過的“社會福利三法”即《老人福利 法》、《殘障福利法》（1997年更名爲《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和《社會救助法》是台灣社會福利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台灣還于1983年通過了《職 業訓練法》，1984年通過了《勞動基准法》。
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台灣的社會福利迅速擴張，社會立法體系日趨完善。從1989年的《少年福利法》開始，台灣進行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社 會福利立法與修法，除對《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社會救助法》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進一步修訂完善外，還頒布實施了十余部法律，這是台 灣社會福利立法進展最快的一個時期。對于失業問題，2001年台灣頒布《就業保險法》，完善了社會福利體系中對失業保障的立法。
另外，就社會政策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開始制定一些社會政策與重大施政計劃，如1994年行政院通過了“社會福利政策綱領”。[10]該 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成爲1994年以後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發展的基礎和主要根據。2004年，台灣內政部社會司又提出“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修正版。
根據台灣經建會的數據，1993年到1996年，台灣社會福利支出年平均1147億元，1997到2000年台灣的社會福利支出年平均2174億元，而2001年到2004年，台灣的社會福利支出，比過去四年（1997年到2000年）平均增加30。5%。
這一時期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台灣監察委員黃煌雄、趙昌平、呂溪木在2002年的監察報告中曾以“黃金十年”來描述台灣自1990年以來社會福利制度取得的成就。
2．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最新進展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2000年參加競選時，提出了所謂的“三三三安家福利專案”和“五五五安親照顧方案”。[11]執政後，民進黨政府通過了一 些社會福利法案，舉辦了社會福利會議，還公布了新版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台灣學者古允文認爲，民進黨執政時期在社會福利方面的建樹以2004年的“行政院 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和2007年的《國民年金法》最爲重要。[12]
2008年，馬英九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也提出了一些社會福利政見。理念上，強調“公義與永續”[13]；政策上，提出了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的指導原 則；政見上，訴求內容包括“一生兩次享2年2百萬零利率房貸、育嬰假期間持六成的薪資替代水准、5千元育兒津貼、托育費用列舉扣除、營養午餐補助以及早期 療育補助”等，從而體現出“幼年安心成長、少年安心念書、青年安心成家、壯年安心工作以及老年安心養老”的行動綱領和執政目標。[14]馬英九上台之後， 新政府的社會福利措施包括“馬上關懷”、“工作所得補助方案”、“青年安心成家”以及一些短期促進就業的措施。
三、台灣社會福利制度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
鑒于台灣社會福利制度諸多問題的存在，本文實難把所有問題全部囊括並逐一深入分析，只能淺析其中的幾個主要問題。
（一）社會福利行政體系不健全
台灣在1987年成立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于1988年6月提出草案，其中有關社會福利行政的修法方向是將衛生與福利合並成立部會。但是， 台灣在先後經曆了1988年到1990年社會福利與衛生孰大之爭、1990年改名爲厚生部之議、到1996年産生社會安全與勞動部的新構想、再到1998 年又出現社會福利署的妥協主張之後，依然沒有形成統一的社會福利行政體系。如全民健康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衛生署，勞工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公教人員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铨敘部，軍人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國防部，農民保險的主管機關是行政院內政部，[15]國民住宅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營建司，福利服務業務的主管機關則是內政部社會司等。[16]主管機關的不同和繁多，使得關于社會福利的相關法令及行政規定有一定的重複，並且各主管機關 之間缺乏溝通和協調，很難制訂、執行具有規模的預算，民衆就很難獲得連續性、整體性的服務。[17]
（二）政府的財政負擔過重與社會福利效率不高
1．社會保險的費率長期偏低，導致收支失衡
政府負擔了大部分的社會保險費用，民衆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率長期偏低，比如，2008年國民年金制度實施之後，從保險費的繳納結構來看，被保險人自付比 率爲56。34%，政府的平均補助多達43。66%，其中中央政府占94。15%，國民年金給政府帶來越來越沈重的財務負擔。[18]
此外，當公保體系中某些保險虧損和農民健康保險虧損時，政府還要承擔彌補虧損的責任。比如1996年至2000年間，“實際保費收入成長率平均爲3。9%，而實際醫療費用成長率平均爲8。7%，兩者缺口高達負4。8個百分點”。[19]
2．由于選舉活動所開出的各種支票，社會福利項目日增
在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社會福利的發展與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緊張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福利成爲政黨進行選舉競爭的政治砝 碼，在90年代的幾次立法委員選舉中，將社會福利納入政見的立委候選人越來越多。近年來，每年選舉，各候選人爲爭取選票就大開福利支票，執政當局在這種壓 力下，各種津貼與補助名目也不斷增加，財政負擔日益沈重，反而影響到社會福利的發展。
3．全民健保的醫療浪費嚴重導致社會福利效率不高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以來，台灣民衆的就醫次數明顯增多，濫用健康保險的現象相當普遍。據統計，台灣目前每年每人平均就醫次數達到15。1次，遠遠高于其 他國家和地區；台灣民衆在用藥方面也存在著嚴重的浪費，1/4台灣民衆自稱其門診藥物沒有服用過半，每20個民衆就有1人取藥後根本沒有服用。[20]
台灣社會保險醫療給付制度還鼓勵了人們小病大養、無病小養的行爲。此外，醫療供給者鼓勵病人進行各種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並濫用藥物以達到增加收入的目的，造成嚴重的醫療資源浪費。
進入21世紀，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面臨嚴峻的挑戰。
（一）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台灣已經逐步進入老齡化階段，養老以及與之相關的問題變得迫切。據統計，台灣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于1993年底超過 7%”[21]，之後又加速增長，1998年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爲8。3%[22]，已經超過聯合國所訂的高齡化社會的標准。“依據行政院經建 會推估”，2025年台灣地區“老年人口比率將大幅提高到16。5%”[23]，“65歲以上老年人口在2030年將超過20%”[24]，“到2036 年更超過560萬以上（占總人口的21。58%）”[25]。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從10%上升到20%所需的時間僅20年左右，其人口老化 速度遠遠比歐美國家的50年至80年快很多。
（二）失業問題帶來的挑戰
近年來，台灣的失業問題較爲嚴重。2008年11月份台灣的失業率高達4。64%，超過50萬人失業，到12月份失業率攀升至5。03%。[26]此 外，擁有專業能力的知識分子也不能避免失業威脅，如台北市2002年失業人員中，大學文化程度的占全部低收入戶的比例爲27%。[27]
四、台灣社會福利制度對大陸社會保障制度的啓示
分析台灣60年來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可以給我們帶來如下啓示：
（一）著眼于長遠發展，明確定位，重視社會保障的體系性，構建適合自己的社會保障模式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裏，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對于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制度的建立與完善都是一個先設計再付諸實踐 的過程，要成功構建適合大陸的社會保障模式，在建設社會保障制度之前必須有一個清晰的總體框架，有明確的定位和發展的大方向。以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定位爲 例，台灣的社會福利發展就經曆了從選擇式到全民式的轉型，那麽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到底是全民式還是選擇式，抑或是也如台灣一樣先選擇式後全民式？對給付對 象的定位影響著我們政策的方向。給付方式大體上分爲現金給付和實物給付兩類，台灣目前偏向現金給付，但隨著老人看護需求的增加，現金給付已經遠遠不能滿足 台灣民衆對社會福利的需求。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也主要是現金給付，隨著大陸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未來的給付方式是不是需要轉變？從供給部門上來看，社會 福利的供給部門除了政府以外，還包括商業部門（市場）、雇主部門（職業福利）、志願部門以及家庭部門。目前台灣的社會福利供給部門正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 展，雖然政府供給仍然處于主要地位，但長期以來社會資源的整合和利用也在台灣社會福利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陸未來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供給部門是不是 也應該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在政府主導的同時充分調動民間力量以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
對給付對象、給付方式和供給部門的定位實際上大體決定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目前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定位不夠清晰，不利于社會保障政策和措施在實踐中的實施。
（二）轉變人民的觀念和意識，充分發揮人民的力量
首先，盡管表面上看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的政黨競爭促進了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但兩黨競爭的背後體現的還是台灣民衆的力量。如果不是台灣民衆對社會福利 的需求及其積極參與，很難想象國民黨和民進黨會如此重視社會福利。因此，在大陸目前的政治體制下，要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必須發動人民的力量，鼓勵人 民積極參與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和決策並作好監督。
其次，台灣地區的民間社會福利團體在社會福利發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社會學社、現代社會福利協會、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 金會、紅心字會、台北家庭扶助中心、兒童福利聯盟、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醫務社會工作協會、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澄社于1993年10月召開第一屆民間 社會福利會議，從而推動政府于1994年6月也召開“第一屆全國社會福利會議”，並使政府加速于1994年7月通過了“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暨實施方案”。與 台灣相比，大陸的民間社會福利團體數量不多，對政府的影響力更是十分微弱。事實上，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培育出大量的民間社會團體，它們在一定情況下可以發 揮政府無法發揮的作用，也可以爲政府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議。
再次，學者們在社會福利發展中所作的努力。學者們擁有自身的優勢，“有時間、有能力和有動機去形成對事件背景的更爲豐富的了解”，從而能形成“大量的 知識和視角，而這些是政府內部本身不會産生的”。[28]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離不開學者們的谏言谏策。比如2004年第三次社會福利會議達成了117項共 同意見、2項多數意見的共識，其中一些影響了後來社會福利政策的制訂。大陸也可以借鑒台灣地區的經驗，在政界與學界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共同建設大陸的社 會保障制度。
（三）積極構建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大陸的社會保障制度始于20世紀50年代，大體上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盡管經過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大陸社會保障的覆蓋範圍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就 養老保險而言，2007年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占城鎮從業人員的比例剛剛超過一半，這意味著大批的城鎮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者，特別是絕大多數農民工沒 有享有養老保險，農村中的絕大部分勞動力也是被排斥在外的。另外，截至2008年末，全國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爲49853萬，占總人口的37。5%；參加 失業保險的人數爲12400萬，占就業人員總數的16%；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爲13787萬人，占就業人員總數的17。8%；參加生育保險的人數爲 9254萬人，占全國育齡婦女總數的25。6%。[29]而台灣經過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法》、2008年《國民年金法》和2009年勞工保險年金制 度的實施，正式進入全民都有保險年金保障的新時代。
通過全民健康保險，基本上每個台灣人都可以根據自身的健康狀況而不是經濟狀況考慮就醫與否。而就中國大陸目前的醫療體系而言，所存在的問題在于醫療資 源總體不足、醫療資源分布不平均、醫療保險覆蓋率過低、醫療費用成長率過快以及政府投入不足等。台灣地區在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前，大致上也存在著相同的問 題，而在全民健保實施後，先後解決了以上問題。就此而言，大陸應該積極借鑒台灣地區的經驗，在經濟成長階段，政府政策的重點應是擴大社會保障的範圍，不強 求保障標准的統一，而是允許各種職業保障的存在；隨著經濟發展的成熟，政府政策的重點應轉爲逐步構建城鄉統一規範的社會保障體系制度。
（四）關注人口老齡化問題
根據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文化傳統，無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老人主要依靠子女供養。當前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已經開始困擾台灣，台灣在積極尋找應對的出路。例如，目前應對之策主要是在規劃長期照護制度和小區養老。
有關研究表明，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從2001年到2020年將是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的階段，老齡人口年均增長速度將達到3。 28%，大大超過年均0。66%的總人口增長速度，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7。17%。從2021年到2050年將是加速老齡化階段，老齡化水平將達到30% 以上，其中，80歲以上老人將占老年人口的21。78%。從2051年到2100年將是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老齡化水平將維持在31%的水平，社會進入 高度高齡化的平台期。[30]由此可見，未來中國面臨著比台灣更爲嚴峻的人口老齡化的壓力，能否解決好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將關系著未來中國的社 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大陸與台灣地區和其他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台灣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特征是“先富後老”，而大陸人口老齡化的特征是“未富先老”，這樣帶來 的社會問題可能更爲嚴重。因此，從現在開始關注人口老齡化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及時出台應對之策，已經成爲大陸的迫切任務。至于是不是照搬台灣的經 驗，即規劃建立長期照護制度和小區養老，則要根據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來進行判斷。總之，不管大陸將來針對人口老齡化制訂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是什麽，現在是 必須著手進行長遠規劃的時候了。
動力方向機,防水
高溫勞保
高溫勞保
近日，由國家安監總局、衛生部、工會勞保人社部、全國總工會等四部委聯 合修訂並起草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下稱《辦法》）意見征集工作已經結束。《辦法》中規定，“高溫天氣指地市級以上氣象主管部門所屬氣象台站向公衆 發布的日最高氣溫35℃以上的天氣。當日最高氣溫達到35℃以上、37℃以下 (不含37℃)時，用人單位應采取換班輪休等方式，縮短勞動者連續作業時間，並且不得安排室外作業勞動者加班。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從事高溫作業或者在 35℃以上的高溫天氣作業的，應當向勞動者發放高溫津貼。”
然而，經濟導報記者實地采訪發現，大多數勞動者對高溫津貼、縮短作業時間等相關政策並不清楚，許多室外勞動者並沒有拿到補貼，卻仍然在接近36℃的高溫天氣下露天工作超過8小時。
高溫津貼？沒享受過
19日下午2點，濟南泉城廣場，驕陽似火。經過正午太陽直射的廣場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蒸籠，導報記者沒走幾步便已經滿頭大汗。行人紛紛從周邊的樹蔭下匆匆而過，廣場中央惟有零星幾個打著遮陽傘拍照留念的遊客。
廣場一側的氣溫顯示屏顯示，2點10分的實時氣溫爲33。3℃，紫外線爲二級。導報記者隨後利用水銀溫度計測量發現，實際氣溫已高達35。5℃。雖然還未進入最爲炎熱的三伏天，但國家氣象局發布的天氣預報顯示，未來一周濟南的最高氣溫將站穩35℃大關。
“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我們這個工作每天必須在室外呆10個小時以上。雖然時間長了自己慢慢習慣了，但是長期在特別炎熱的天氣下工作還是會感覺頭暈、惡 心。”坐在路邊的樹蔭下，經十路與曆山路交會路口的交通協管員曹利明直言，最近連續的高溫天氣就像是“下火”一樣，讓他本就不結實的身子有點吃不消。
他一邊擦汗一邊告訴導報記者，“每個交通崗都由兩個人輪流負責執勤，每3個小時輪換一次。雖然每天的站崗時間是6個小時，但是休息時間也不能離崗，只能像這樣在路邊的陰涼下坐一會兒，或者到附近的銀行裏喝點水休息一下。”
談及單位是否提供高溫津貼或者相關防護措施，曹利明表示，他目前是一家安保公司的合同工，不太了解具體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但每年5-9月份公司都會 多發100元作爲高溫補助，每天還會有人定時送來冰糕或水以防他們中暑。一旦遇到極端惡劣的天氣，公司會安排協管人員集體休息。他坦言，安保公司在防暑降 溫方面的工作還是比較人性化的。
同樣，每天在室外工作6小時以上的園林環衛工人也飽受高溫之苦。“我負責從燕山立交橋至玉函立交橋馬路兩側的園林衛生，每天來回四五趟都難打掃幹淨。”曆下區園林局環衛工人王永彩向導報記者抱怨道，高溫時不僅沒有休息時間，也從來沒聽說過有高溫作業補貼這回事。
在經十路與山大路交會路口的一處建築工地，雖然氣溫高達35℃以上，幾名負責外牆施工的工人仍然在烈日下和著水泥。導報記者了解到，因爲工程要趕進度，工人們大多按量計算工錢，所以即使高溫也要硬著頭皮把活幹完，平均每天高溫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
該項目施工負責人黃松表示，他也是剛剛才聽說國家對高溫作業又出台了具體辦法。現在每天會爲工友們准備大量的綠豆湯解暑，同時盡量建議工人錯開下午1點至3點的高溫時段，將室外工作時間延後至晚上8點，但沒有發放任何補貼。
隨後，導報記者走訪多個項目工地發現，工人們大多對于高溫津貼一無所知，開發商亦不願過多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辦法》 指出，“高溫津貼標准由省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由于目前還沒有任何具體標准和強制效力，多數開發商並沒有給高溫作業的工人發放高溫津貼。
勞動者直言不敢奢望
皮膚黝黑的杜吉中，是濟南美的空調售後服務部的一名維修工。談及高溫作業，他也很是無奈地表示，在爲廣大市民送去清涼的同時，自己每天至少需要在室外忍受 10個小時的高溫。“我的工作就是騎著摩托車爲客戶上門維修空調。從城市這頭到那頭，最多的時候每天需要跑10多戶家庭。”他告訴導報記者，最近的確聽同 事說美的和格力公司要對高溫作業者進行補貼，具體措施可能是帶薪休假，但目前還沒有落實下來。
“如果落實下來當然很好，不過對于百十來塊錢的高溫津貼不能太計較。即使國家有明文規定必須發放，但爲了這個和領導提出要求也不太現實。”采訪中，許多像杜吉中這樣常年在高溫下作業的勞動者表示，作爲雇傭關系中的弱勢一方，他們一般不會太奢望用人單位能夠發放高溫津貼。
隔熱
近日，由國家安監總局、衛生部、工會勞保人社部、全國總工會等四部委聯 合修訂並起草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下稱《辦法》）意見征集工作已經結束。《辦法》中規定，“高溫天氣指地市級以上氣象主管部門所屬氣象台站向公衆 發布的日最高氣溫35℃以上的天氣。當日最高氣溫達到35℃以上、37℃以下 (不含37℃)時，用人單位應采取換班輪休等方式，縮短勞動者連續作業時間，並且不得安排室外作業勞動者加班。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從事高溫作業或者在 35℃以上的高溫天氣作業的，應當向勞動者發放高溫津貼。”
然而，經濟導報記者實地采訪發現，大多數勞動者對高溫津貼、縮短作業時間等相關政策並不清楚，許多室外勞動者並沒有拿到補貼，卻仍然在接近36℃的高溫天氣下露天工作超過8小時。
高溫津貼？沒享受過
19日下午2點，濟南泉城廣場，驕陽似火。經過正午太陽直射的廣場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蒸籠，導報記者沒走幾步便已經滿頭大汗。行人紛紛從周邊的樹蔭下匆匆而過，廣場中央惟有零星幾個打著遮陽傘拍照留念的遊客。
廣場一側的氣溫顯示屏顯示，2點10分的實時氣溫爲33。3℃，紫外線爲二級。導報記者隨後利用水銀溫度計測量發現，實際氣溫已高達35。5℃。雖然還未進入最爲炎熱的三伏天，但國家氣象局發布的天氣預報顯示，未來一周濟南的最高氣溫將站穩35℃大關。
“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我們這個工作每天必須在室外呆10個小時以上。雖然時間長了自己慢慢習慣了，但是長期在特別炎熱的天氣下工作還是會感覺頭暈、惡 心。”坐在路邊的樹蔭下，經十路與曆山路交會路口的交通協管員曹利明直言，最近連續的高溫天氣就像是“下火”一樣，讓他本就不結實的身子有點吃不消。
他一邊擦汗一邊告訴導報記者，“每個交通崗都由兩個人輪流負責執勤，每3個小時輪換一次。雖然每天的站崗時間是6個小時，但是休息時間也不能離崗，只能像這樣在路邊的陰涼下坐一會兒，或者到附近的銀行裏喝點水休息一下。”
談及單位是否提供高溫津貼或者相關防護措施，曹利明表示，他目前是一家安保公司的合同工，不太了解具體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但每年5-9月份公司都會 多發100元作爲高溫補助，每天還會有人定時送來冰糕或水以防他們中暑。一旦遇到極端惡劣的天氣，公司會安排協管人員集體休息。他坦言，安保公司在防暑降 溫方面的工作還是比較人性化的。
同樣，每天在室外工作6小時以上的園林環衛工人也飽受高溫之苦。“我負責從燕山立交橋至玉函立交橋馬路兩側的園林衛生，每天來回四五趟都難打掃幹淨。”曆下區園林局環衛工人王永彩向導報記者抱怨道，高溫時不僅沒有休息時間，也從來沒聽說過有高溫作業補貼這回事。
在經十路與山大路交會路口的一處建築工地，雖然氣溫高達35℃以上，幾名負責外牆施工的工人仍然在烈日下和著水泥。導報記者了解到，因爲工程要趕進度，工人們大多按量計算工錢，所以即使高溫也要硬著頭皮把活幹完，平均每天高溫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
該項目施工負責人黃松表示，他也是剛剛才聽說國家對高溫作業又出台了具體辦法。現在每天會爲工友們准備大量的綠豆湯解暑，同時盡量建議工人錯開下午1點至3點的高溫時段，將室外工作時間延後至晚上8點，但沒有發放任何補貼。
隨後，導報記者走訪多個項目工地發現，工人們大多對于高溫津貼一無所知，開發商亦不願過多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辦法》 指出，“高溫津貼標准由省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由于目前還沒有任何具體標准和強制效力，多數開發商並沒有給高溫作業的工人發放高溫津貼。
勞動者直言不敢奢望
皮膚黝黑的杜吉中，是濟南美的空調售後服務部的一名維修工。談及高溫作業，他也很是無奈地表示，在爲廣大市民送去清涼的同時，自己每天至少需要在室外忍受 10個小時的高溫。“我的工作就是騎著摩托車爲客戶上門維修空調。從城市這頭到那頭，最多的時候每天需要跑10多戶家庭。”他告訴導報記者，最近的確聽同 事說美的和格力公司要對高溫作業者進行補貼，具體措施可能是帶薪休假，但目前還沒有落實下來。
“如果落實下來當然很好，不過對于百十來塊錢的高溫津貼不能太計較。即使國家有明文規定必須發放，但爲了這個和領導提出要求也不太現實。”采訪中，許多像杜吉中這樣常年在高溫下作業的勞動者表示，作爲雇傭關系中的弱勢一方，他們一般不會太奢望用人單位能夠發放高溫津貼。
隔熱
2012年6月24日星期日
台十大觀光小城
台十大觀光小城
集集鐵路支線創商機 公所健保集集鎮因有鐵路經過聞名全台，是小鎮贏得選拔功臣。
“親愛的鎮民，我們入選爲台灣十大觀光小鎮”；南投縣集集鎮擠進觀光局的“台灣十大觀光小城”行列，鎮長嚴鴻邦昨天說，這是當局對集集發展觀光的肯定，“但我們不以此爲滿足，還要做得更好。”
嚴鴻邦昨天與代表會主席沈鳳山爲“台灣十大觀光小城”行銷，也把這個好消息告知全鎮民衆；嚴鴻邦表示，集集從林明溱“立委”擔任鎮長開始發展觀光至今，一任接一任打造觀光小城，每年吸引逾百萬遊客，創造就業與商機。
“交通部長”毛治國說日月潭觀光能量大，要産生蛋黃與蛋白擴效應散出去，目前“台灣好行”從台中火車站經高鐵台中站沿高速六號到日月潭，獨缺濁水溪線，有待補漏。
嚴鴻邦說，已爭取“交通部”把“台灣好行”延伸到集集至水裏與日月潭，與高鐵台中站銜接，而且至少每小時一班，讓遊客有更多的選擇，吸引更多遊客下鄉。
集集鎮綠色隧道相當美且聞名全台，幫小鎮贏得全台十大觀光小城選拔。
集集鎮有綠色隧道與鐵路支線聞名全台，綠色隧道由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規劃更完善的設施；鐵路支線部分，爭取鐵路局打造特色火車頭與車廂行駛；集集站旁的鐵路博物館，鐵路局同意兩年後撥給地方經營管理，配套還要規劃。
鐵路局構思在集集支線周邊種植大面積櫻花營造美麗氛圍，櫻花盛開時讓火車行駛，引領遊客慢慢體驗小鎮之美。
“交通部”觀光局前天評審時，有專家诟病集集砂石車太殺風景；嚴鴻邦說，縣長李朝卿承諾協助解決砂石車問題，未來規劃砂石車專用道。
嚴鴻邦說，小鎮每年的鄉土燈會與集集火車站的街頭藝人表演等，還要加強做得更有特色，各風景點所經廢耕農田要再協調做好美麗化，讓遊客視覺盡是美。
北投溫泉小鎮續拼醫美遊
“觀光局”舉辦的“台灣十大觀光小城”結果出爐，“北投溫泉小鎮”脫穎而出，北市府觀傳局長趙心屏開心地表示，感謝民衆和專家學者的支持，未來將通過公共藝術、泡腳池及醫美大樓等建設，讓北投的觀光産業再升級，其中醫美大樓明年5月就可完工啓用。
衛生局在新北投站正對面的“醫療保健大樓”，占地約400多坪，地下3層、地上12層樓，興建經費18億元，去年11月動工。
其中地下3層將設成停車場，1樓爲觀光醫療接待大樓、2樓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3至12樓將分別設置觀光醫療健檢中心、美容醫療中心、精品旅館、SPA、餐廳及空中花園等。
趙心屏說，北投除具有溫泉資源外，還有許多獨特的古迹景點，這除了是北投溫泉小鎮的特色外，也是台北市的特色。
爲落實觀光小城的封號，趙心屏指出，文化局將持續投入預算，在北投建置公共藝術，産發局也正在評估第二、三座泡腳池的可行性。
此外，觀傳局也將和手機業者合作，推出手機導覽服務，民衆只要一通電話，就可聽到北投當地特色景點的介紹，年中就可上路。
鹿港逆轉進榜鎮民熱情口碑好
鹿港鎮中山路美麗街景總是讓觀光客眼睛爲之一亮。
十大觀光小城選拔，鹿港鎮演出大逆轉，成功進榜。昨天鹿港全鎮都充滿著歡喜氣氛，鹿港文史工作者鄭武郎說，鹿港古迹豐富，全鎮如同露天博物館，鹿港人更熱情好客，入選十大觀光小城後，希望遊客更能深入旅遊，探索鹿港鎮豐富的文化底蘊。
台灣燈會今年在鹿港鎮舉行，湧入上千萬人次遊客，從縣府、鎮公所以及鹿港鎮民都全力以赴投入台灣燈會，也獲得遊客一致肯定。
因爲忙于台灣燈會，十大觀光小城選拔第一階段的票選，縣府和鎮公所都籌不出人力催票，但當時達成共識，只要全力做好台灣燈會，相信遊客的肯定，就是最好的口碑。
不過，票選結果，鹿港鎮在十名之外，讓不少人感到失望。因此前天“觀光局”宣布鹿港鎮成功翻盤入選，昨天鹿港鎮上下都格外興奮。
鹿港爲邁向國際觀光小鎮之列，保存老建物的立面工程也如火如荼進行。
鹿港鎮公所主任秘書孔秉傑說，最近幾年，鹿港鎮加強觀光設施，成績有目共睹，豐富的古迹，加上傳統及現代工藝家，成爲鹿港鎮的特色之一。
鄭武郎說，鹿港鎮除了硬體外，更難得是保留台灣豐富的民俗文化，而鎮民的熱情，更是推展觀光最重要的後盾。遊客在鹿港鎮問路，得到的回答常常不是“我告訴你怎麽走”，而是“我帶你去”。這樣的熱情，讓來訪鹿港的中外遊客都印象深刻。
昨天“監察委員”余騰芳、葛永光到鹿港巡察，也到鹿港鎮中山路體驗平整騎樓，並拜訪鄭應諧、李秉圭等工藝大師，對鹿港文化和工藝相當推崇，並肯定縣政府、鎮公所上下齊心，讓台灣燈會圓滿成功，進一步發展文化特色，建構更便利的交通路網，迎接更多遊客到鹿港旅遊。
憶當年鹿港騎樓整平阻力很大
“鹿港入選台灣十大觀光小鎮，竟然是因爲我們的土卡(路)平，太意外了！”彰化鹿港店家回憶，十幾年前公所爲了整平騎樓，阻力不少，沒想到立了大功。
“當年說服400多戶店家同意，相當不容易”，曾任鹿港鎮公所主秘的賴界州說，將中山路老街(從天後宮到文武廟)約1。5公裏的騎樓整平，是一項大工程，一開始很多店家不同意，是發動公所員工、並請民代一起加入“遊說大隊”，前後花了半年。
堆高機
集集鐵路支線創商機 公所健保集集鎮因有鐵路經過聞名全台，是小鎮贏得選拔功臣。
“親愛的鎮民，我們入選爲台灣十大觀光小鎮”；南投縣集集鎮擠進觀光局的“台灣十大觀光小城”行列，鎮長嚴鴻邦昨天說，這是當局對集集發展觀光的肯定，“但我們不以此爲滿足，還要做得更好。”
嚴鴻邦昨天與代表會主席沈鳳山爲“台灣十大觀光小城”行銷，也把這個好消息告知全鎮民衆；嚴鴻邦表示，集集從林明溱“立委”擔任鎮長開始發展觀光至今，一任接一任打造觀光小城，每年吸引逾百萬遊客，創造就業與商機。
“交通部長”毛治國說日月潭觀光能量大，要産生蛋黃與蛋白擴效應散出去，目前“台灣好行”從台中火車站經高鐵台中站沿高速六號到日月潭，獨缺濁水溪線，有待補漏。
嚴鴻邦說，已爭取“交通部”把“台灣好行”延伸到集集至水裏與日月潭，與高鐵台中站銜接，而且至少每小時一班，讓遊客有更多的選擇，吸引更多遊客下鄉。
集集鎮綠色隧道相當美且聞名全台，幫小鎮贏得全台十大觀光小城選拔。
集集鎮有綠色隧道與鐵路支線聞名全台，綠色隧道由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規劃更完善的設施；鐵路支線部分，爭取鐵路局打造特色火車頭與車廂行駛；集集站旁的鐵路博物館，鐵路局同意兩年後撥給地方經營管理，配套還要規劃。
鐵路局構思在集集支線周邊種植大面積櫻花營造美麗氛圍，櫻花盛開時讓火車行駛，引領遊客慢慢體驗小鎮之美。
“交通部”觀光局前天評審時，有專家诟病集集砂石車太殺風景；嚴鴻邦說，縣長李朝卿承諾協助解決砂石車問題，未來規劃砂石車專用道。
嚴鴻邦說，小鎮每年的鄉土燈會與集集火車站的街頭藝人表演等，還要加強做得更有特色，各風景點所經廢耕農田要再協調做好美麗化，讓遊客視覺盡是美。
北投溫泉小鎮續拼醫美遊
“觀光局”舉辦的“台灣十大觀光小城”結果出爐，“北投溫泉小鎮”脫穎而出，北市府觀傳局長趙心屏開心地表示，感謝民衆和專家學者的支持，未來將通過公共藝術、泡腳池及醫美大樓等建設，讓北投的觀光産業再升級，其中醫美大樓明年5月就可完工啓用。
衛生局在新北投站正對面的“醫療保健大樓”，占地約400多坪，地下3層、地上12層樓，興建經費18億元，去年11月動工。
其中地下3層將設成停車場，1樓爲觀光醫療接待大樓、2樓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3至12樓將分別設置觀光醫療健檢中心、美容醫療中心、精品旅館、SPA、餐廳及空中花園等。
趙心屏說，北投除具有溫泉資源外，還有許多獨特的古迹景點，這除了是北投溫泉小鎮的特色外，也是台北市的特色。
爲落實觀光小城的封號，趙心屏指出，文化局將持續投入預算，在北投建置公共藝術，産發局也正在評估第二、三座泡腳池的可行性。
此外，觀傳局也將和手機業者合作，推出手機導覽服務，民衆只要一通電話，就可聽到北投當地特色景點的介紹，年中就可上路。
鹿港逆轉進榜鎮民熱情口碑好
鹿港鎮中山路美麗街景總是讓觀光客眼睛爲之一亮。
十大觀光小城選拔，鹿港鎮演出大逆轉，成功進榜。昨天鹿港全鎮都充滿著歡喜氣氛，鹿港文史工作者鄭武郎說，鹿港古迹豐富，全鎮如同露天博物館，鹿港人更熱情好客，入選十大觀光小城後，希望遊客更能深入旅遊，探索鹿港鎮豐富的文化底蘊。
台灣燈會今年在鹿港鎮舉行，湧入上千萬人次遊客，從縣府、鎮公所以及鹿港鎮民都全力以赴投入台灣燈會，也獲得遊客一致肯定。
因爲忙于台灣燈會，十大觀光小城選拔第一階段的票選，縣府和鎮公所都籌不出人力催票，但當時達成共識，只要全力做好台灣燈會，相信遊客的肯定，就是最好的口碑。
不過，票選結果，鹿港鎮在十名之外，讓不少人感到失望。因此前天“觀光局”宣布鹿港鎮成功翻盤入選，昨天鹿港鎮上下都格外興奮。
鹿港爲邁向國際觀光小鎮之列，保存老建物的立面工程也如火如荼進行。
鹿港鎮公所主任秘書孔秉傑說，最近幾年，鹿港鎮加強觀光設施，成績有目共睹，豐富的古迹，加上傳統及現代工藝家，成爲鹿港鎮的特色之一。
鄭武郎說，鹿港鎮除了硬體外，更難得是保留台灣豐富的民俗文化，而鎮民的熱情，更是推展觀光最重要的後盾。遊客在鹿港鎮問路，得到的回答常常不是“我告訴你怎麽走”，而是“我帶你去”。這樣的熱情，讓來訪鹿港的中外遊客都印象深刻。
昨天“監察委員”余騰芳、葛永光到鹿港巡察，也到鹿港鎮中山路體驗平整騎樓，並拜訪鄭應諧、李秉圭等工藝大師，對鹿港文化和工藝相當推崇，並肯定縣政府、鎮公所上下齊心，讓台灣燈會圓滿成功，進一步發展文化特色，建構更便利的交通路網，迎接更多遊客到鹿港旅遊。
憶當年鹿港騎樓整平阻力很大
“鹿港入選台灣十大觀光小鎮，竟然是因爲我們的土卡(路)平，太意外了！”彰化鹿港店家回憶，十幾年前公所爲了整平騎樓，阻力不少，沒想到立了大功。
“當年說服400多戶店家同意，相當不容易”，曾任鹿港鎮公所主秘的賴界州說，將中山路老街(從天後宮到文武廟)約1。5公裏的騎樓整平，是一項大工程，一開始很多店家不同意，是發動公所員工、並請民代一起加入“遊說大隊”，前後花了半年。
堆高機
工會工作新局面的幾個重點
工會工作新局面的幾個重點
各級工會組織要把促進發工會健保展作爲第一要務，充分發揮聯系職工、團結職工、凝聚職工的工作優勢，引導廣大職工將個人價值實現與企業成長結合起來，調動積極性，激發創造力，充分發揮好工人階級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
當前既是加快發展的機遇期，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各級工會組織要緊緊圍繞黨和政府的工作中心，突出“促發展、求和諧、興文化、重民生”工作重點，在促進發展中顯地位，在求和諧中現作用，在興文化中展風采，在重民生中求作爲，不斷開創新時期工會工作新局面。
促發展：圍繞經濟建設，團結動員廣大職工爲實現跨越發展作出新貢獻
增加勞動者就業崗位要靠發展，提高勞動者收入要靠發展，搞好社會保障要靠發展，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正義也要靠發展，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各級工會組織要把促進發展作爲第一要務，充分發揮聯系職工、團結職工、凝聚職工的工作優勢，引導廣大職工將個人價值實現與企業成長結合起來，調動積極性，激發創造力，充分發揮好工人階級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
要廣泛開展勞動競賽活動，促進企業提高經濟效益。圍繞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貼近企業發展需要，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不斷擴大競賽範圍、豐富競賽內容、創新競賽形式，激發職工群衆的幹事激情和建功熱情，促進産業結構優化升級。
求和諧：大力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團結動員廣大職工爲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新業績
各級工會要按照中央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部署，從推動勞動法律法規落實、建立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加強企業民主管理、化解勞動關系矛盾等方面切實做好工作，以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創建活動爲抓手，不斷規範企業勞動關系雙方行爲，努力把企業建成利益共同體、事業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諧共同體，以勞動關系和諧促進企業和諧、社會和諧。
要深化創建活動，發展和諧勞動關系。按照關于開展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活動的要求，繼續運用目標考核、檢查指導、評選表彰、動態管理等措施，推進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創建活動深入開展。要重點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健全職工和企業利益共享機制。按照全國總工會“依法推動企業普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總體部署，著力在改善協商環境、規範協商程序和提高協商效果上下功夫，加強分類指導，大力開展區域（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提高小型非公企業的工資集體協商建制率。妥善解決企業普通職工工資偏低且增長緩慢等工資分配問題，健全職工和企業利益共享機制，切實保障職工勞動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同步提升。
興文化：大力發展先進企業文化職工文化，促進企業長遠發展和職工全面發展
先進企業文化職工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和重要內容，也是促進企業長遠發展和職工全面發展的力量源泉。推進企業文化職工文化建設，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需要，是滿足職工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
要充分發揮工會大學校作用，打造職工精神高地。開展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學習實踐活動，把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與“喜迎十八大、爭創新業績”主題實踐活動相結合，大力弘揚工人階級偉大品格、勞模精神，引導廣大職工自覺抵制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封建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的影響，理解認同、自覺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定職工理想信念、培育職工優良品德，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內化爲廣大職工的自覺行動。
重民生：不斷改善職工的生産生活條件，在幫扶困難職工群體、維護職工隊伍穩定上有新成就
參與服務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職工群衆的工作，既是工會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任務，也是工會義不容辭的重要職責。各級工會組織要大力推動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各項民生政策的落實，在組織引導職工參與社會管理的同時，最大限度地讓職工共享社會管理營造的良好環境，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要深入調查研究，摸清職工生産生活訴求。認真按照《安全生産法》、《職業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根據全國總工會開展“面對面、心貼心、實打實服務職工在基層”的部署安排，深入基層，加強調查研究，摸清職工生産、生活方面的訴求。一方面了解、掌握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爲工會參政議政提供科學依據；另一方面，督促企業抓好安全生産和勞動保護，改善職工生産、生活條件，切實維護好職工勞動安全衛生和生命健康權益。
要參與民生體系建設，保障職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積極推動符合條件的困難職工及時納入低保範圍，推動困難職工醫療保障、住房保障等政策的落實到位，不斷提高困難職工的保障水平，努力將工會納入社會救助體系。重視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推動農民工群體進入城鎮職工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實現勞動報酬、子女入學、公共衛生、社會保障、住房租購等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要打造維權社會化精品工程，抓好職工維權工作。深入推進維權社會化機制建設，積極爭取各方支持，將更多資源和手段賦予工會維權工作，不斷增強職工維權合力和實力。堅持和完善職工維權協同調處制度，認真做好幫扶中心及法律專家接待日、維權領導小組成員單位接待日工作，抓好幫扶中心勞動爭議受理、調解、仲裁維權服務工作。
泡殼,電動床
各級工會組織要把促進發工會健保展作爲第一要務，充分發揮聯系職工、團結職工、凝聚職工的工作優勢，引導廣大職工將個人價值實現與企業成長結合起來，調動積極性，激發創造力，充分發揮好工人階級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
當前既是加快發展的機遇期，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各級工會組織要緊緊圍繞黨和政府的工作中心，突出“促發展、求和諧、興文化、重民生”工作重點，在促進發展中顯地位，在求和諧中現作用，在興文化中展風采，在重民生中求作爲，不斷開創新時期工會工作新局面。
促發展：圍繞經濟建設，團結動員廣大職工爲實現跨越發展作出新貢獻
增加勞動者就業崗位要靠發展，提高勞動者收入要靠發展，搞好社會保障要靠發展，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正義也要靠發展，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各級工會組織要把促進發展作爲第一要務，充分發揮聯系職工、團結職工、凝聚職工的工作優勢，引導廣大職工將個人價值實現與企業成長結合起來，調動積極性，激發創造力，充分發揮好工人階級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
要廣泛開展勞動競賽活動，促進企業提高經濟效益。圍繞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貼近企業發展需要，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不斷擴大競賽範圍、豐富競賽內容、創新競賽形式，激發職工群衆的幹事激情和建功熱情，促進産業結構優化升級。
求和諧：大力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團結動員廣大職工爲構建和諧社會創造新業績
各級工會要按照中央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部署，從推動勞動法律法規落實、建立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加強企業民主管理、化解勞動關系矛盾等方面切實做好工作，以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創建活動爲抓手，不斷規範企業勞動關系雙方行爲，努力把企業建成利益共同體、事業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諧共同體，以勞動關系和諧促進企業和諧、社會和諧。
要深化創建活動，發展和諧勞動關系。按照關于開展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活動的要求，繼續運用目標考核、檢查指導、評選表彰、動態管理等措施，推進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創建活動深入開展。要重點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健全職工和企業利益共享機制。按照全國總工會“依法推動企業普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總體部署，著力在改善協商環境、規範協商程序和提高協商效果上下功夫，加強分類指導，大力開展區域（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提高小型非公企業的工資集體協商建制率。妥善解決企業普通職工工資偏低且增長緩慢等工資分配問題，健全職工和企業利益共享機制，切實保障職工勞動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同步提升。
興文化：大力發展先進企業文化職工文化，促進企業長遠發展和職工全面發展
先進企業文化職工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和重要內容，也是促進企業長遠發展和職工全面發展的力量源泉。推進企業文化職工文化建設，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需要，是滿足職工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
要充分發揮工會大學校作用，打造職工精神高地。開展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學習實踐活動，把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與“喜迎十八大、爭創新業績”主題實踐活動相結合，大力弘揚工人階級偉大品格、勞模精神，引導廣大職工自覺抵制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封建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的影響，理解認同、自覺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定職工理想信念、培育職工優良品德，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內化爲廣大職工的自覺行動。
重民生：不斷改善職工的生産生活條件，在幫扶困難職工群體、維護職工隊伍穩定上有新成就
參與服務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職工群衆的工作，既是工會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任務，也是工會義不容辭的重要職責。各級工會組織要大力推動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各項民生政策的落實，在組織引導職工參與社會管理的同時，最大限度地讓職工共享社會管理營造的良好環境，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要深入調查研究，摸清職工生産生活訴求。認真按照《安全生産法》、《職業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根據全國總工會開展“面對面、心貼心、實打實服務職工在基層”的部署安排，深入基層，加強調查研究，摸清職工生産、生活方面的訴求。一方面了解、掌握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爲工會參政議政提供科學依據；另一方面，督促企業抓好安全生産和勞動保護，改善職工生産、生活條件，切實維護好職工勞動安全衛生和生命健康權益。
要參與民生體系建設，保障職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積極推動符合條件的困難職工及時納入低保範圍，推動困難職工醫療保障、住房保障等政策的落實到位，不斷提高困難職工的保障水平，努力將工會納入社會救助體系。重視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推動農民工群體進入城鎮職工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實現勞動報酬、子女入學、公共衛生、社會保障、住房租購等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要打造維權社會化精品工程，抓好職工維權工作。深入推進維權社會化機制建設，積極爭取各方支持，將更多資源和手段賦予工會維權工作，不斷增強職工維權合力和實力。堅持和完善職工維權協同調處制度，認真做好幫扶中心及法律專家接待日、維權領導小組成員單位接待日工作，抓好幫扶中心勞動爭議受理、調解、仲裁維權服務工作。
泡殼,電動床
全市職工職業技能大賽
全市職工職業技能大賽
2012年6月19日下午，由工會勞保市總工會、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科技局、市經信委四家單位共同舉辦的全市職工職業技能大賽暨省級大賽選拔賽昨天開幕，來自全市10支隊伍100多名選手參加比賽。
來自缙雲的選手舒連松是一名維修電工，今天他將和來自全市23名維修電工高手參加這次維修電工組的角逐。
參賽選手 舒連松 開展職工職業技能大賽，對我們選手是一個相互學習，相互交流經驗的機會，對今後工作的發展一個很大的幫助。
據了解，這次職工職業技能大賽比賽項目共設數控車工、數控銑工、鉗工（工具）、焊工、維修電工、計算機程序設計員、收銀員操作比賽7個工種，比賽項目爲曆年來最多。從參賽人員上看，都是各縣市區以及麗水生態産業集聚區選派上來的高級能手，今年參賽選手共有126人，也創下了曆年的新高。
麗水市總工會副主席 孫昌明 辦好職工職業技能競賽，對于全面提升職工創業創新能力、增強職工創業創新動力、激發職工創業創新活力、改變職工生産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據了解，獲得這次比賽各工種綜合前三名的選手，將由人力社保局核發相應職業、工種的國家二級職業資格證書。獲得第4至第6名的選手，將核發相應職業、工種的國家三級資格證書。
2012年6月19日下午，由工會勞保市總工會、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科技局、市經信委四家單位共同舉辦的全市職工職業技能大賽暨省級大賽選拔賽昨天開幕，來自全市10支隊伍100多名選手參加比賽。
來自缙雲的選手舒連松是一名維修電工，今天他將和來自全市23名維修電工高手參加這次維修電工組的角逐。
參賽選手 舒連松 開展職工職業技能大賽，對我們選手是一個相互學習，相互交流經驗的機會，對今後工作的發展一個很大的幫助。
據了解，這次職工職業技能大賽比賽項目共設數控車工、數控銑工、鉗工（工具）、焊工、維修電工、計算機程序設計員、收銀員操作比賽7個工種，比賽項目爲曆年來最多。從參賽人員上看，都是各縣市區以及麗水生態産業集聚區選派上來的高級能手，今年參賽選手共有126人，也創下了曆年的新高。
麗水市總工會副主席 孫昌明 辦好職工職業技能競賽，對于全面提升職工創業創新能力、增強職工創業創新動力、激發職工創業創新活力、改變職工生産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據了解，獲得這次比賽各工種綜合前三名的選手，將由人力社保局核發相應職業、工種的國家二級職業資格證書。獲得第4至第6名的選手，將核發相應職業、工種的國家三級資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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