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曼為抗日改名 丈夫不知是妻子

趙一曼的英雄事跡，早在1950年代初，隨著電影《改名趙一曼》的放映，就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命名特別是趙一曼英勇就義前給她的兒子寧兒留下的遺囑，更讓人耳熟能詳，記憶猶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陳達邦。

寧兒名叫陳掖賢，一直由伯父陳公司命名岳 雲撫養，在陪都重慶度過了他的童年，12歲時，才和親身父親 陳達邦相認。陳掖賢的女兒陳紅1980年代初移居，這是趙一曼和陳達邦尚在國內的唯一後人。陳紅在接受我們訪問時說：爺爺和奶奶在莫斯科結婚後不久， 奶奶因工作需要一個人回國，爺爺繼續留在莫斯科，後來到法國和吳老（即吳玉章——編者注）一嬰兒命名起辦報，抗戰期間回到重慶，解放後在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 作，人民幣上有他寫的字。

我們根據陳紅提供的線索，經過多方調查了解，陳達邦的傳奇人生終於躍然紙上。

陳達邦於1900年出身於湖南長沙縣的一家書香門第，在陳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陳家與任弼 時一家是姑婊親，陳達邦小時候曾和任弼時一起在長沙求學。陳達邦有一個妹妹，名叫陳琮英，是長沙一家紡織廠的女工，由雙方父母包辦，與任弼時定下兒女婚 姻。任弼時參加革命後，於1921年被派往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回國後，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為了照顧任弼時的工作，經黨組織安排，調陳琮英到上海與任 弼時結為夫妻，從此共同為革命事業出生入死。

-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後，廣州黃埔軍校成立。任弼時和陳琮英都覺得這是一個培養革命干部的好 機會，便聯名寫信到長沙老家，動員陳達邦投身革命，報考黃埔軍校。陳達邦接信後，按照妹弟任弼時指引的途徑，在湖南黨組織的幫助下，於1926考進黃埔軍 校，成為第六期學員，並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一二”政變後，經黨組織決定，將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當時選派黨員去蘇聯學習，既是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為了培養革命干部。和陳達邦一同出發的 共有幾十人，學員們每10人編為一組，陳達邦被指定為組長。在陳達邦的小組裡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寧。她是四川宜賓人，1927年初，經四川黨組織推 選，考入黃埔軍校分校女兵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汪精衛“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疏散到上海，經上海黨組織選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李淑寧本是大家閨秀，投身革命後，在軍校學得了一身武藝，身體也算強健。但是，前往莫斯 科，初次乘坐海輪，怎經得起那種顛簸？李淑寧因為暈船而嘔吐得一塌糊塗，幸虧有組長陳達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對其產生了感激之情。進入中山大學新生兒命名之 後，李淑寧 的中文名字改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瑪秋娃。李一超在國內沒有學過外語，初進中山大學學俄語，方法不對，進步較慢，也是在陳達邦的啟發下，改變了學習方 法，提高很快。陳達邦天資聰慧，俄語、法語、英語成績都很好，並且能夠應用，蘇聯老師講俄語，很多同學聽不懂，他就主動當翻譯，同學們佩服他，給他起了個 外號叫“陳院士”。據曾在中山大學學習的柳溥慶老人回憶，陳達邦還是中山大學名噪一時的“二十八個半”（即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該名詞在1929年夏召 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產生）之一。